经济学家张岸元:后疫情时期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

    在当前疫情下,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国际金融格局变化?近日,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。

  他提出,后疫情时期,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提上议事日程。此前,他曾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可以有新的考虑和抓手,第一是通过维持利差推动国际化不可取,最终要靠发展资本市场;第二是推动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要有新做法,例如,优先满足对方国家用人民币支付的抗疫物资需求;第三是境外存量不良债权可做人民币转换;第四是重新考虑新技术在国际化中的应用场景。

  人物简介

  张岸元,经济学博士,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,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,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,担任南开大学、对外经贸大学等校客座教授。

 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,国际经济,财政金融及国际关系等。曾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,先后担任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、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,研究员。

 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政策研究,参与多项国家重大政策、重大规划研究制定,主持完成数十项部委级课题研究,多次获得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作为中方主要专家,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政策咨询。

  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、国际经济、财政金融及国际关系等。

  疫情加速“全球化”

  金融市场联动加强

  广州日报:在您看来,疫情对于全球化会造成何种影响?

  张岸元:用全球化来描述当前全球先进生产力格局,并不准确。本轮数字化、新一代通信技术软硬件方面,除东亚、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外,俄罗斯、中东欧、伊斯兰世界,乃至整个南半球,都退出了竞争。这不是全球化,有人称之为“半球化”。

  如果非要约定俗成,套用“全球化”概念,疫情期间,我们看到某些领域全球化加速而非倒退。

  信息领域,各国信息交流更加频繁,数据共享更加顺畅,彼此关切更加切实。资本流动方面,大量资金在各市场间切换避险,金融市场联动上升到新的高度。贸易方面,抗疫物资的贸易大幅提升。而疫情带来的人员流动冻结、非必需品贸易大幅下降、粮食出口禁令等,更可能是一次暂停、一次休克。

  后疫情时期

 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

  广州日报:您长期研究人民币国际化,对于后疫情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,您怎么看?

  张岸元:在全球FDI方面,就每年新增流入量而言,没有证据表明,外资开始忽视中国。多年来,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,近两年来,全球占比一直在10%左右。外资青睐中国与流入美国并行不悖。上次金融危机以来,中美FDI流入对比,没有发生显著改变,我国流入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5%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从美国FDI流入数据看,我们看不出美国近几年来相关政策的任何效果,2017年以来的美国FDI流入量大幅低于此前2015年、2016年。

  就历年存量而言,中国的外资规模远低于美国,存量家底约相当于美国的22%。过往几十年,中国在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是世界级的,全球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之媲美。相关基础设施、产业投资规模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上下;其内部组织关系、上下游联系之紧密,不是谁想替代就能替代的。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竞争领域,被认为最市场化的美国,现在偏重于成本为主的产业政策;被认为政府主导的中国,现在反而依靠市场内生的产业关联。

  至于优惠政策与内生市场动力,究竟孰轻孰重,相信各家公司有自己的权衡。

 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。在各方推动下,人民币国际结算、国际储备、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,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。但要看到,人民币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,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。

  疫情以来,美联货币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,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;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,究竟是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是相反,目前也难有结论。人民币国际化是宏大命题,牵扯到政治经济、金融市场运行惯性、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、我国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。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,超出现有理论分析框架。理论上,流动性能放,也能收。

  此次疫情之后,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;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,随后获得可观回报,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,则美元的危机不会到来。

  如果不能够实现大体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下降——从过往历程看,这是大概率事件——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。这是我们在疫情之下需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原因。

  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

  要进行系统性政策调整

  广州日报:您认为,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有哪些?

  张岸元: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上,如,多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一些旧动能方面的存量问题,超大经济体优势在新基建、数字经济时代存在规模经济效应,疫情以来相对克制的总量政策能发挥市场出清功能等。

  阻碍方面因素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上,核心是产权制度不够完备和微观激励机制。2018年以来,我国经济季度增速在原有中长期下降基础上,又叠加了新的快速下降苗头。这显然不是中长期慢变量所致。背后的体制机制政策原因深刻复杂:原有激励机制被搁置,地方、国企、民企等动力源同时趋弱,而新的机制一时没有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。如果没有系统性政策调整,没有新的资源注入,新动能难以系统形成,疫后经济难以回到中速增长轨道。